 农民丈量土地,准备包产到户(资料图片)
30年前 群力乡“擦燃”改革火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遂宁人学会用幸福指数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时,一个伟大变革时代的动荡与阵痛似乎在慢慢消散。但是,今日再大的变化都无法让“改革开放”四个字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变轻。
从1978年到2008年,这是改革开放的30年!30年间,我们见证了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见证了遂宁经济劈波斩浪、持续稳定高速成长的沧桑巨变;见证了那一次确立全新价值观的思想交锋;更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紧密结合的巨大威力。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要做的却不仅仅是经历和见证,我们要永恒地记住这伟大的改革开放30年!值此,《三城新闻》将以备忘录的形式连续推出30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道,30篇报道将把遂宁的改革渐变过程一一呈现。
中国包产到户第一村
1980年8月8日的《四川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是洪水猛兽?还是灵丹妙药?——记蓬溪县群力乡包干到户》的通讯,该篇文章明白地证实蓬溪县群力乡九龙坡村不仅是遂宁的包产到户第一村,也是中国的包产到户第一村,他们比众所周知的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足足早了两年多。
该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时任群力乡党委书记的邓天元,如今已73岁,晚年的他在蓬溪县城过着每天上午买菜、下午打小麻将的幸福生活。而32年前的他却整天提心吊胆,怕“一旦被发现,我就是政治犯”。他对1976年的基本路线教育记忆犹新,所以,他也记得《四川日报》1980年那篇文章的提法是“包干到户”而不是“包产到户”。作为一个老基层干部,邓天元说:“毕竟政治风气的转变需要一个时间。”
就如政治风气转变需要时间一样,邓天元带领当地村民一步步走上包产到户的“不归路”,也一样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长达6年,期间,遂宁人展现了“穷则思变”的智慧和勇气,也证实了邓小平“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
时代洪流下的群力乡
地处浅丘的群力乡是块肥沃之地。在实行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的年代,那里却是任何干部也不想去摸的烫手山芋。
1971年,当邓天元接到从蓬溪县胜利乡调任群力乡党委书记的通知时,他躲在屋里偷偷地大哭了一场。因为他知道:“全县大部分的征购任务都往群力乡加,那里穷得很。”
“稻壳、糠壳打成面,混在口粮里面,全乡每个人每天只有二、三两的口粮,而且要到伙食团吃。”事实证明,邓天元哭早了,到了群力乡后,他面对的是:“身为乡干部,我的家属要吃黄泥巴观音土。乡干部的家属况且如此,老百姓呢?”
人没有吃的!牲畜也没有吃的!还没有柴烧!
当过农民、没吃过饱饭的干部和吃不饱的农民老百姓开始用同一种方式思考:如何钻计划经济的空子?如何通过合理分配尽可能多地为当地老百姓创造可支配的食物。
1971年,邓天元偷偷地作出安排,将喂猪的种红苕地扩大一倍,实行“公猪私养”,把扩大的面积划到每户自己种植,只要年底能交出私养的猪就行。这些多划的地被用来种上了各种各样的作物,当地农民有了很多的可支配食物。
1971年的“钻空子”行为其实就是 “包产到户”的伏笔,它显示了“分田单干”模式的好处。1971—1976年,群力乡每年增产近10%,却无法彻底解决乡民的温饱问题。温饱需求之下,村民和基层干部一再要求“分田单干”。
邓天元觉得很庆幸,“1976年的基本路线教育时,上级发现我们种红苕地里面种的不都是红苕,还有花生和苞谷,但是没有点破。”
正因如此,1976年的旱情之下,“分田单干”成为了事实,群力乡上下一致,偷偷地把一些困难生产队的田坎、瘦薄土地等三类地分到了户。
1978年,群利乡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
见证包产到户的好处
关于包产到户的好处,经历此过程的群力乡群众每人都能说出很多个故事。但是其中有一个关于“盗窃犯”的故事却是扬名在外的。
群力乡印心宝村2组,一个名叫陈连友的石匠有5个孩子和一个哑巴妻子,生活十分的困难。他曾经三次因为盗窃入狱,每次都是因为饿得没有办法,在山坡地里面偷挖红苕,每次的罪名都是“破坏农业生产罪。”陈连友第三次出狱的时候,正好赶上群力乡“包产到户”。1977年,他不仅解决了温饱,还喂了两头大肥猪,猪出栏的时候,他分别为抱到群力乡五村、合川县做童养媳的两个女儿扛了半边猪。沿路引起了众人的围观,都以为他又是偷的,通过他的口,周边区县的人才知道了群力乡暗地里的“搞法”。
而这个“搞法”最终在1979年暴露。当年的大旱之下,蓬溪县召集所有的区乡党委书记思考解决方法。邓天元在会上抛出了悬念:“办法倒是有!就怕有些人怕丢官帽子。”在几十万群众的生命面前,当时的县委书记周汝德“啪”地一声揭下了自己的军帽,并到“大旱之年仍然增收”的群力乡考察了一个星期。当年,“包产到户”在蓬溪全县推广。而后,通过一层层地汇报,1979年9月,中央农林部到群力乡考察,后向邓小平汇报。
就这样,一个在遂宁擦燃的改革火苗,熊熊燃烧了起来,它预示着势不可挡的改革开放时代已经到来。(记者 梁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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