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位同学准备写拉美国家媒体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为什么研究这个题目呢？他说在给学生上外国新闻史时发现资料奇缺，所以想填补一下空白。听了这个课题，在座的不少人有疑问，为什么论文中不专门设立一章谈谈它对中国的启示？该同学的名师立马自嘲说，“还是以为教学需要而作这个理由好些。免得政治不正确”。

　　其实，博士论文的写作，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写作和传播行为。成稿后大多是作者本人、导师和学校图书馆各存若干，非专业人士很难一睹真容。即便有一些论文被其他刊物或者传媒转载，传播的范围也不会太大。但就是这样的小范围传播的学术研究，也依然有“政治不正确”的禁忌。研究者的自我设限和审查意识，实在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时下，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浪潮。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在社会科学领域，又有多少人秉承“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在做学问呢？这些年又出了多少“解放思想”后的著作呢？

　　不少所谓的知识分子循着“政治正确”的路径做学问，成果自然与陈云同志晚年留下的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差距太远。追根溯源，“政治正确”本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语言中要“政治正确”，即“吻合司法规定”或“符合法律或宪法”。然而这一司法概念，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却逐渐演变成为“与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相吻合的语言”。而这个概念在中国落地之后，又被赋予了更多内涵。

　　所以在学术界，“学术无禁区，学者有禁忌”之类的潜规则，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思想准绳。于是在他人审查之前，就“自我审查”起来。如此作学术的结果，是一团和气，只求安全，不求创进了。以至于博士论文的课题选择，也要以“政治正确”为考量标准了。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些译著甚至中国学者的著外，在出版时常常有“本章有删节”的字样。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以翻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其间有多少人的访谈内容被声明“有删节”。为什么删节，是出于学术考虑还是别的什么理由，读者无从知晓。

　　学术无禁区，那么学术要不要政治正确？当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都需要预先设定“政治正确”的标准，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和创新可言？这种时时出现的“警戒线”，让矢意以研究为志业的我等后进来说，如头上悬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常有画地为牢之感。1980年5月，读者“潘晓”一封名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是一个23岁青年对彷徨人生的倾诉。快30年过去了，我这个青年也大胆说出这一点作学术研究的苦恼，让大家讨论讨论，也算是为解放思想提供一盘开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