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商

　　“3·23专案”具体涉及多少官员目前还不得而知，据重庆市检察院资深检察官透露，“3·23专案”涉及几十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有的在“7·29大案”中被查出过行贿，现在第二次接调查。

　　“3·23专案”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领域发生的系列典型腐败案件。房地产商为实现其利益，对开发涉及的各个环节的官员用金钱收买，因而形成腐败的系列案件。

　　在3·23专案中，重庆F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便是这样一个串起了蒋勇、梁晓琦、黄云和王斌等官员的开发商。

　　公开资料显示，F地产成立于2004年9月，该地产成立后，第一个开发项目是沙区某统征项目。

　　综合公诉人所诉，2005到2006年，王斌为F地产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帮助，并违规降低土地出让金标准，此举使F地产在2004年所获得的该项目799亩土地土地出让金少缴纳1.7亿。

　　由于该项目由30个地块拼凑而成，产权分属多家单位，地理位置优越，但征地难度极大，时在沙区任职的黄云，在F地产的请托下，三次召开相关协调会，作出提高征地补偿，加大推进该地块征地力度的决定。

　　2006年，因沙区建高九路，需回购部分F地产项目的部分土地。在黄云协调下，沙区决定按每亩97.8万元价格，回购该项目土地60多亩，财政共计向F地产支付回购款5868万元。而据地产界人士介绍，当时重庆主城平均地价为每亩73万。

　　此外，2005年1月，黄云还介绍F地产董事长与蒋勇、梁晓琦认识，请其为调规提供方便。公诉人指控称梁晓琦在2005年1月至2006年7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F公司项目地块增加居住用地、调整电力线路走廊等事项提供了帮助。

　　通过行贿，该项目原来容积率为2，调整为3.33。即整个建筑面积原规则为133万平方米，而实际建成200万平方米。有业界人士估算，这一调整可使F地产增加超过2亿元的销售收入。

　　据公诉书，F地产向黄云、梁晓琦分别行贿3万美元，向王斌行贿10万元人民币和3万美金。蒋勇的具体受贿数据目前尚不清晰。

　　据记者了解，一些涉案开发商已被立案侦查。上述检察官表示，“3·23专案”行贿的开发商，很多成为“污点证人”，绝大部分没有确立为犯罪嫌人。

　　上述检察官表示，这当中有立法的因素，现行法律没有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和证人的保护制度，使污点证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没有明确法律界线。

　　检方在侦办此案中，还注意到，3·23和7·29专案中，行贿犯罪人呈现精英化倾向，大多数有政治身份，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种社会团体知名人士。“他们影响力非常的大，可以影响到政策出台，立法产生，另一方面又在犯罪，破法法制，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上述检察官还表示。

　　反思

　　重庆地产、规划领域“风起云涌”的另一面，彰显了中央及地方对打击房地产、建设规划领域商业贿赂的反腐力度。

　　房地产领域正在成为商业贿赂的高发区域。据市检察院统计，去年到今年8月，全市立案查处的行贿案件中，房地产工程建设共72件，占全部行贿案的近60%。“不光是重庆，从全国一些地方所发生的类似案件看，都说明房地产建设领域成为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

　　检方分析认为，一个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处于发展、培育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很多开发建设用地的获取，真正形成公开的招拍挂，只是最近三到五年的事。这之前，有些地土地获取很不规范。

　　“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特殊的市场，以前说它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市场，现在认真来看这个市场，由于其机制的不完善，真正的风险并没有由市场主体承担。”检方分析说。

　　另一个原因，是土地规划建设系统内部多多少少存在监督乏力的现象。在具体运行中，土地从整治到出让，几乎都是国土局一家定，规划从指标设定，到修改，也是规划系统内在运作，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把一些关键位置的官员搞定了，事情就能办成，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利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在缺乏监督的背景下，房地产犯罪的高智能化，使得一些权钱交易被掩盖。

　　检方注意到，“3·23专案”，与“7·26专案”，显示土地、规划系统贿赂案的一种新趋势，即谋取利益程序的表面合法化。梁晓琦、王斌等人都在审讯中表示，有些项目的操作是合法的，牟取利益的程序也很正当。如调规，均由开发企业向基层的规划部门提出，基层再向市局规划部门呈报，市局通过会议形式，集体研究决定。

　　在表面合法化的底下，交易是存在的。举例说，一个开发商轻松通过招拍挂，低价获得别的开放商不感兴趣的容积率极低的土地，但实际上他早就与土地、规划的官员事先有过勾兑，拿了地，马上就调规。

　　调规的理由也非常正当，而像蒋勇、梁晓琦，都是规划的高级专家，“出主意，也出得很到位”，而上级政府在审批过程中，不可能了解这背后的细节。

　　重庆市一位地产界人士也表示，这些官员的落马，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的悲剧，加强规划监督，做到阳光规则，实际也是在拯救更多的规划官员。

　　第三个原因是这些年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惩处力度不够。本报获悉，由于种种因素，重庆市去年到今年8月，法院对行贿人作出有罪判决，只占同期立案13.8%。一是侦查机关立案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起诉到法院，二是有罪判决中，只有2人判了有期，其余是缓刑。这使刑法对社会的威慑力完全没有发挥。

　　“开发商付很少代价，就得到很高回报，所以屡禁不止。”有专家评论称，“总结起来，市场客观因素，权利监督，惩处力度，使得房地产开发和规划领域的贿赂犯罪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据了解，重庆市政府正在制定《重庆市城乡规划管理违纪违法行为行政处分办法》以防范违反法定程序修改或擅自修改经批准的容积率等行为。

　　同时，据记者了解，在年初，重庆市纪委将“7·26大案”，制成录像带，供全市干部学习。“3·23专案”也有意向制成录像，向各级官员们提供警示。

　　片子若制成，重庆官员们将有机会读到梁晓琦的悔过书。检方称，“长达八页，写得很到位。”  记者 吴红缨